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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09/09從城市走到海邊拿回保護海洋的決定權 回上一頁

 

       環境資訊中心記者袁慧妍專訪新任海保署署長陸曉筠。海洋保育署位在高雄的辦公室離海有點遠,員工只能在頂樓「遠眺」大海。新任海保署署長陸曉筠仍保留著國立中山大學的教席,其辦公室屬於「海景第一排」,外頭就是海浪和風的交響曲,她覺得舒爽療癒。
 
        陸曉筠並非主流定義上的「海女」。她在台北長大,20多年前在中山大學念書,才意識到原來海浪聲近在咫尺。大自然的威力,讓她覺得人類好渺小,可人類卻一直對海洋苛索資源。2000年中期,她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景觀設計博士班,專長是空間與環境規劃,包括海洋與海岸管理。回來台灣後,當過公部門景觀與環境教育的顧問和委員,以及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董事,並在母校的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擔任副教授。今(2024)年5月,她從大學「借調」到海保署,成為第二任署長。她接受《環境資訊中心》專訪時說,沒有忘記當初海浪聲給予過的震撼,想把這片清澈的海洋,還給未來的孩子。
 
    從民間走入體制預期與海洋利害關係人溝通不容易。 走進陸曉筠在中山大學海洋工程系四樓的辦公室,一眼就能望見窗外海景。陸曉筠親自打點飲料,毫無架子,辦公室內還有一隻樹懶娃娃,「學生送的。我好喜歡樹懶,想跟牠一樣慵懶著,不用工作,哈哈!」這話說得太早。
 
       颱風凱米侵台往後幾天,海洋保育署的媒體群組每天都有新訊息。陸曉筠上任後隨即面對第一個天災,颱風造成有史以來最多船隻擱淺,署方每天都要匯報是否造成海上油污。「別人都以為海保署很大,其實我們全部就83人,還含秘書處,另外巡查員48人。其他部門可能幾百人,我覺得我的同事好厲害,抗壓性都要很高。」
 
       海保署長的職位也跟颱風一樣來得突然。4月的某個星期五,前海保署署長、現任海洋委員會副主委黃向文打電話給陸曉筠,詢問她是否有意接任署長一職?沒有什麼動容說詞,黃向文直截了當問她:「有什麼想做的?」,還叫她瀏覽一下海保署網站的公開資料,並給她一個週末思考。陸曉筠口裡雖說心心念念想當樹懶、想不工作,但她深知自己不會在環境保護的區域裡停下來。
 
       陸曉筠就讀高三的孩子問她,「自己想想妳的犧牲值不值得」;國小四年級的孩子則說,「這個是妳的問題,妳要自己想清楚」。孩子們不擔心母親沒空陪伴,他們早意識到忙碌是媽媽的日常。丈夫的回答更簡單︰「如果可以做一些想做的事,為什麼不去做?」陸曉筠的丈夫也是景觀界學者,夫妻倆都很清楚,在民間,學者也有掣肘,很多事都無法如願。她從前以學者身份,用研究為政策提供意見。現在成為署長,過著預想中的忙碌生活,只是沒料到公文往來的數量最令人頭痛。她指指桌上的文件,「比我預期的超過非常多。」於是思考如何簡化制度和流程是第一步,然而更大的困難在前頭——劃設海洋庇護區。
 
     《海洋保育法》最近通過立法,陸曉筠在5月底參與了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最後一次草案審議,那時不同黨派的立委對草案的異議主要在審議會組成,那次會議也很順利,全案審竣且毋須經朝野協商,草案送出委員會後,送院會逕付二讀;但她心底知道,中間與漁民、原住民的溝通並不簡單。
 
     「向文老師是很內斂的人,她不會把那些苦說出來,但是看得出來。」她把前幾次公聽會上,漁民質疑海保法的錄影片段全部重看,並親自參與最後一次立法院審查會,感受到現場的氣氛和張力。「我覺得無可厚非,因為對他們(漁民)來說是生計,當他覺得不安全時,他一定會跳起來」。陸曉筠說,「我相信中間(溝通)的過程不容易。」學者或者民間團體沒有那麼多政治考量,只用科學數據說話,但去到立法院或走進大眾眼光,則不免多了一層考量。所幸,她早有這種參與不同說明會及審查會的經驗,也觀察到中央政府跟地方黨派立場有時不太一樣,都讓她對現在的工作大概有個底。
 
       在訪問前,陸曉筠才剛開完iOcean的會議。iOcean是一個海洋資料庫平台,累積水質、浮游生物、魚類等數據基礎,提供海洋政策制定參考。有了這些科學資料,將來劃設庇護區也就有根有據,「海上看不到邊界線,海上最常的爭議是一直說你會影響我。有科學數據為基礎的庇護區劃設,就是希望可以讓它被看得到、做得到。」
 
       看見海的震撼影響至今 海洋庇護區劃設尤為重要。在她還在中山大學念書時,台灣開啟了海洋白皮書的一連串政策制定、討論,宣示台灣為「海洋國家」,以海立國。一晃20多年,《海洋基本法》已立法,並發布了首部依據法律編纂的《2020海洋政策白皮書》;海洋委員會、海洋保育署相繼成立,也是第一個在南部設立的行政院部會層級機關。然而,海洋國家這個概念,需要時間去轉化。
 
       例如上一輩認為,海邊是危險的。陸曉筠從小到大也沒怎麼碰過海水,直到踏入大學的那個夏令營,第一次聽到半夜傳來海浪聲和船笛聲,才令她意識到,「我竟然不知道台灣周邊是會聽得到海浪聲的。」並從此愛上海洋。她覺得要從零開始培養海洋素養,至少要三到五個世代。慶幸的是,現在越來越多學校加入親水活動和課程,潛水、帆船、衝浪等也慢慢成為潮流。
 
       陸曉筠與大兒子幾年前一起去玩水上活動,海洋對於台灣新一代而言再不陌生。可是當海洋利用者多了,爭議也隨之而來,小至亂丟垃圾,大至某種形態的開發,她覺得很多都只是人類自私的行為。正因如此,《海保法》中海洋庇護區的概念尤其重要,「我不能只是鼓勵大家往海裡跳,我們必須守住,使用海的時候,它要能維繫生物多樣性。」山林、海洋,常常被形容為無選票者,所以會在發展中被無情的犧牲。
 
       可有一群人仍然努力守護著,把海洋稱為「藍色經濟」,用發展的語言去跟利害關係人溝通——把海洋保護區保護好,才會有魚類溢出成為經濟用途,永續漁業、休閒潛水等產業便可長久發展,「不是那個(海洋)不會說話,它就沒有經濟主體,而是它產出的這些東西,也可以是經濟主體。」女性海洋科學家——自然形成的凝聚力量。在宣布新一屆政府官員名單裡,海委會、海保署的公布時程排得較後,剛好幾位女性擔了重任,包括海委會正副主委為管碧玲、黃向文,及海保署署長陸曉筠。這不是「巧合」,她們早已在一個「女性科學家」的群組中互相認識,除了聊科學,還會聊不科學的帶小孩經驗,「自然而然變成一股凝聚的力量。」
 
       她想起自己在哈佛大學念博士班時結婚懷孕,很多長輩都提議不如休學,但她的指導老師只是問,「出來工讀的錢夠不夠用?懷孕時身體夠健康嗎?」然後安排她接手多一個計畫,「讓我賺錢,這樣可以吃好一點,養寶寶。」那時她便覺得,女性懷孕不會影響學業、工作,「照念書喔。」陸曉筠在國外生活時,在大風雪下送孩子上學後,再到研究室工作。
 
       記者疑惑,不少人想往外發展,那「哈佛才女」為什麼不留在美國?陸曉筠畢業後在當地從事公共環境規劃,包括濕地、海岸、港口城市,汲汲營營,她覺得即使是「ABC(American Born Chinese,在美國出生成長的華人)」,也不太可能自己拿到計畫,「你可能最了不起是project manager,去handle一個計劃。」她跟丈夫商量,如果景觀這門學問是有公共性,「為什麼不能回台灣做?」海洋工程專業,本來是男性主導的行業。但陸曉筠覺得台灣對性別的公平、對女性的尊重,比很多周邊國家友善。她生產後沒請育嬰假,帶著孩子在外面東奔西跑時,會先向同仁或伙伴查詢是否方便哺乳,或把孩子交給社區阿姨餵飽;要開會時,她把孩子放在幼兒園,同仁協調會議時間,一開完會她就直奔接放學。這種對女性、對母親的職場友善,讓她在工作上較無後顧之憂。
 
       把保護海的決定權拿回來。這兩、三個月,陸曉筠還在觀察和學習。海保署會關注海洋生物擱淺和迷航、進行救援等,回到家小兒子就會問,「妳今天是救船、救海龜、鯨豚、海豹還是救誰?」甚至會問媽媽,如果有天他掉到海裡,那他算是海保署工作裡的哪一範疇?陸曉筠笑著答︰「海廢。」聽起來有點慘啊?「我們會派人把海廢撿起來啊!」而這些工作需要的人力不少,海保署成立短短幾年,業務一直擴充,但整個部會就只有百餘人。
 
        陸曉筠接任第二任署長後,開始盤點人力和架構,思考怎樣做一個「適當的調整」。在她的人生規劃中,她從未想過會擔任署長,縱然會預期到體制有一定掣肘,她亦沒想過這份新工作的終點是何時。她以凱米颱風可能造成海污的這次經驗舉例,船難是交通部業務,海上油污才是海保署的管轄範圍,但海委會主委管碧玲跟她說,從不把決定權放在別人手上,如果是對環境好、朝對的方向,該做的事就要想辦法。「如果那是交通部的事,我不能碰,我就永遠只能在後面收這些次級船造成的爛攤子,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。」她試著用協調方式,把保護環境的決定權拿回來。
 
       陸曉筠有一種樂觀,只要把這些沒選票的東西所面臨的困境一直講、一直講,總會撼動到有選票的人去行動、去改變。「至少到現在覺得做的事情是該做的。」